《吉金耀河东——山西青铜文明特展》铜器铭文选介

2021-09-18 10:39 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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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2021-09-18,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联合山西多家文博机构推出《吉金耀河东——山西青铜文明特展》。展览汇集众多极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山西青铜器,本文特拣选几件有铭青铜器以作介绍。

  01

  怀柔与归附

  义尊铭文所见王朝更替背景下旧贵族的生存状态

  义尊是山西警方打击文物犯罪缴获品,经查证可能是2014年盗掘自山西省洪洞县南秦村西(南秦村有南秦墓地,主要遗存年代在两周时期,属于永凝堡——坊堆遗址的一部分),通高34.2、口径25.3、足径18、腹深25.4厘米,重7.2公斤。该器被盗掘后便被迅速转卖,曾三次易手,甫一流入文物市场便引起强烈轰动。山西警方经过多年的侦查,终于在2021-09-18成功追回。与之同时缴获的还有一件义方彝,铭文内容与之相同,二者当是一组器。义尊造型十分精美,整体造型为三段式,喇叭口,方唇,长颈鼓腹,高圈足沿下折,通体有四道扉棱。颈部饰勾喙鸟纹,其上为蕉叶纹,叶内填以倒置的上卷角兽面,腹部饰下卷角兽面纹,圈足饰曲折角兽面纹,铜器器形与纹样均是商末周初的典型样式。

义尊器形、铭文照片及拓本

义方彝

  义尊器内底铸有4行23字铭文,作:

  唯十又三月丁亥,

  (武)王锡义贝三十朋,用作父乙宝尊彝,

  。

  铭文内容并不难懂,器主名叫“义”,铭文讲述在周(武)王某年十三月丁亥这一天,武王赏赐给义三十朋贝,义用它来为逝去的日名为乙的父亲铸作宝贵的祭器。末尾的“

  ”是器主所在宗族的名号。铭文记载周武王赏赐臣下之事,这在金文中罕见,因而显得特别珍贵。由此也可说明此件铜器的铸造年代应当不会太晚,很有可能就在成王初年。

  义尊、义方彝而外,西周早期还见有多件义鼎,铭文作:

  义作父乙宝尊彝,

  (《铭图续编》0122、《铭图三编》0182、0183、0184)

义鼎器形及铭文照片

  目前所见义鼎有四件,形制基本相同,均是窄沿圆唇,扭索状立耳,下腹向外倾垂,三柱足,颈部饰三列云雷纹组成的列旗脊兽面纹带。从器形和纹饰来看铜器年代在西周早期。器主名“义”,祭祀对象也是“父乙”,族氏铭文

  与义尊之

  无别。多位学者已经指出义鼎与义尊、方彝的器主是同一人,这是可信的意见。西周早期义所作的铜器不少,且不乏精美之器,说明其在西周王朝的地位不低

  义组器(包括义尊、义方彝、义鼎等)铭文末尾缀族氏铭文,祭祀祖先用日名,这是典型商系铭文特征。“

  ”是义所在宗族的名号,包含此族氏铭文的铜器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多见。山西灵石旌介商代墓地曾出土大量带

  铭的铜器,从相关考古材料可以推定旌介一带曾是商时期

  族的族居地。由相关铜器铭文可知

  族与商王室关系密切,在商晚期势力强大,是商王朝的强宗大族。不过随着武王克商,他们身份从统治阶层变成了周人治下的殷遗民。义作为

  族成员,在武王克商不久,便以受武王赏赐为荣,专门作器以纪念,说明此时他应已转而臣服于周人贵族,并且获得优待。张懋镕曾统计《铭图》收录

  族铜器200件,其中商代的有147件,西周尚有50多件。进入西周后

  族族人仍然能大量作器,说明他们仍保有相当的地位,并未随着商王朝的灭亡而覆亡。义以及

  族的境遇,说明在周革殷命之后,周人统治者并未对商人贵族赶尽杀绝,而是对部分贵族或宗族采取怀柔政策,将他们收为己用。

  义组器铭文虽然不长,但对探究殷周鼎革之际殷遗贵族的生存状态、西周初年周人的政治制度与统治手段、西周历史与铜器断代均有重要价值。

  02

  尊、亲离合

  叔虞方鼎叙事“士”之意蕴

  叔虞方鼎2001年1月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M114(M114、M113墓组是此墓地中年代最早的一组晋侯夫妇墓),通高27、口横18.5、口纵16.5厘米,长方体,平沿方唇,口沿上一对立耳,平底四条柱足,四壁向下渐有收分,四隅和四壁中部各有一条扉棱。四壁饰上卷角兽面纹,以云雷纹填地,柱足饰变形蝉纹,从器形及纹饰来看,铜器年代在西周早期早段。

叔虞方鼎及铭文拓本

  铜器内壁铸铭文48字(其中合文1):

  唯十又四月,王

  大

  ,在成周,咸

  。王呼殷厥士唐叔夨(虞)以裳、衣、车、马、贝三十朋。敢对王休,用作宝尊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

  铜器作器者为“

  叔

  ”,关于这几个字的释读,学者曾有不同的理解。“

  ”,学者多认为即“吴”之声符,可读作“虞”。“

  ”,陈斯鹏认为即“觞”之象形初文,可以读为“唐”,学者多从之。因此“

  叔

  ”即唐叔虞,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再结合器形年代,可知铭文所言“王”当为周成王。

  叔虞方鼎铭文的整体文意并不难懂,讲述周成王在成周举行大祭祀之后,赏赐唐叔虞车马、衣、贝的事情,唐叔虞作器纪念,以感激天子的赏赐。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与唐叔虞的行事,这在金文中极为少见,因此特别珍贵。不过除此而外,铭文叙事角度和用词的选择,反映出西周早期贵族宗法制度与政治思维的某些特征,也值得注意。

  此件铜器为唐叔虞所作,铭文的叙述角度自然也是以叔虞为出发点。“王呼殷厥士唐叔虞”,这是叔虞概述其见成王的情形。“殷”数见于金文,郭沫若认为金文所见“殷殆殷覜、殷同之意,殷见之礼乃大会内外臣公之意。”“叔”为排行称谓,代表唐叔在原家族的排行。成王与唐叔虞均为武王之子,原本均属于周王室成员,叔虞称“叔”,器形成王很有可能排行为“伯”。“唐”为地名,在山西南部。既称“唐叔”,说明叔虞此时已经受封于唐,从王室脱离而出,成为了王朝政治体制下的封君。叔虞本是成王之弟,在铭文中自我定位却是“厥士”,也即是成王之“士”。“弟”为亲属称谓。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诗·大雅·文王》有“凡周之士”,孔颖达疏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下至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总称,亦可以兼士也”,是群臣均可称“士”,这一称谓的政治意味明显。西周金文中“士”还有不少,往往是对臣下的称谓,而非亲属称谓。如多友鼎(《铭图》02500)中有“(王)命武公:遣乃元士”、

  簋(《铭图》05304)铭文有“王若曰:

  ,命汝作豳师冢司马,嫡官仆、射、士,讯小大有讼”等。叔虞自称“士”而不称“弟”,这是强调政治上的以卑对尊。说明唐叔虞已经将其与天子的关系定位为政治关系而非亲缘关系。陈恩林曾指出:“尽管天子、同姓诸侯、大夫这三个等级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亲缘关系,但是,这种亲缘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相通的,体现在周代社会,就是只有上一等级才能强调这种关系,而下一等级一般不能表达这种关系,这便是《礼记》所说的‘自卑别于尊’”,正与叔虞鼎铭文称谓之内涵相合。

  03

  晋主夏盟,宗妇楚邦

  晋公盘铭文解读

  晋公盘传出山西,由山西公安部门打击文物犯罪缴获,通高11.7、口径40、两耳相距45厘米,重7公斤。浅腹平底,窄平沿外折,腹侧有一对附耳,耳内侧有一对横梁与盘沿相连,耳饰重环纹,盘底的边缘设置三个圆雕裸体人形支足。裸人双膝跪地,双臂向后背负着盘体。盘外壁饰蟠螭纹,内壁饰四条浮雕鱼纹;内底中央饰一对浮雕龙,相互盘绕成圆形;双龙的中心有一只立体水鸟,双龙之外有四只立体水鸟和四只浮雕乌龟,水鸟与乌龟相间;再向外有四只圆雕跳跃青蛙(一只残缺)和四条游鱼(一只残缺),青蛙与游鱼相间;最外圈有四只蹲姿青蛙、八只浮雕游泳青蛙(一只残缺)和四只圆雕爬行乌龟,青蛙、乌龟相互相间。这些圆雕动物都能在原处360度转动,鸟嘴可以启闭,栩栩如生,富有情趣。

晋公盘照片及铭文摹本

晋公

铭文拓本

  该器是晋君为将远嫁于楚国的女儿所作的媵器,盘内壁有铭文180余字。除了戒勉女儿的内容外,铭文大部分在追述先祖(主要是始祖唐公和文考献公)的光辉事迹(颇多溢美之词),以及自陈要谨遵先祖遗训,效法先君、保乂王国等。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荣光《筠清馆金文》曾著录一件晋公

  ,郭沫若、杨树达、唐兰、李学勤等多位学者曾对铭文做研究,但由于

  铭有多处关键字残泐不清,致使各家对铭文释读及内涵的解读意见不一。晋公盘铭文与晋公

  ,基本相同,对于通读、理解

  铭亦有极大的帮助

  现参考多位学者的观点,将铭文释写如下: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敎威百蛮,广辟四方,至于不廷,莫[不]秉敬。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我烈考献公,克亢□猷,强武鲁宿,灵□不□,赫赫在上,严寅恭天命,以業朕身,鼏静晋邦。”公曰:“余唯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协燮万邦,哀[哀]莫不日卑恭。余咸畜胤士,作蒙左右,保乂王国,刜

  ,以严虩若否。作元女孟姬宗彝盘,将广启邦,虔恭盟祀,昭答皇卿,协顺百黹。唯今小子,谏乂尔家,宗妇楚邦。于昭万年,晋邦唯翰,永康宝。”

  晋公为晋君自称,唐公当即始封君唐叔虞。铭文内容大体可以语译如下:

  在周历某年正月初吉丁亥这天,晋公说:我的始祖唐公(叔虞),受到周王朝赐封之大命,辅佐天子,教化威慑众多土著和戎人,开疆拓土。那些桀骜不驯的势力,无不尊崇(唐公)。天子命令唐公在京师建都,管理百姓,建立国家。我的父考献公,聪明睿智,坚强而威武,他煊赫的神灵在天庭恭敬地遵从天命,以保佑我、使晋国安定。晋公说:我现在虽然是个见识不够的后辈,但我将努力效法先王,敬持大德,安和各个诸侯国,众邦没有谁不日日恭顺于晋邦。我将招徕众多杰出的人才,作为我的帮手,用来协助治理王国,小心谨慎地辅佐天子,国事不管好坏,都以敬畏之心待之。今为大女儿孟姬铸造陪嫁用的宗庙彝器,广开疆土,虔诚地对待诸侯间的盟誓和祖先神灵的祭祀,诚恳恭敬地酬答神灵,协调理顺百官。愿你嫁到楚国后整治好你的家室,做楚国国君的嫡妃,昭显万年,藩翰晋国,世代永宝此器。

  04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代相邙皮戈所见赵国兵器题铭

  进入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中期以来,铜器铭文的内容与形态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商晚期到春秋时代,铭文以铸铭为主,内容则以铜器所有者相关信息为核心,如器主及其所在家族的名号、与器主有关的行事、器主作器目的等等。战国以来,铜器铭文逐渐变为以刻铭为主,内容则是与铜器的铸作、使用相关,包括器物的监造者、主造者和制造者,器物的存放与置用地、使用过程中的校量和保养等等,《礼记》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大体可以反映这一时代铭文内容的用心所在,由此亦可探究战国时代的工官制度以及社会发展及管理状况。此次展览的代相邙皮戈便是这类战国工官刻铭的典型例子。

代相邙皮戈器形及铭文摹本

  代相邙皮戈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从离石县(当时为离山县)收集的,窄援上扬,有中脊,长胡,阑侧三穿,内上有一横穿,后段作刀形,三面有刃,通长32、援长19、宽3-3.5、高15.4、内宽3.6厘米。

  胡部刻铭文16字(其中合文1),作:

  二十三年,

  (代)相邙皮、右库工师吏,冶泽執剂。

  铭文末尾“執剂”是赵国兵器刻铭的显著特征。“代相”之“代”为地名,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河北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地区。春秋时代此地为戎人活动区,戎人曾在此建“代”国,后为赵襄子所灭。《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从赵襄子元年直至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公元前 222 年)代王嘉被秦所破,几乎整个战国时代,代地都属于赵国所有。因此该铭文无疑为赵人所刻。

  “代相邙皮”为此戈的监造者,“代相”是其身份。关于“代相”的理解,学者曾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赵国代地封君之相;一是代王嘉之相。黄盛璋、王辉等曾认为是代王嘉之相,李家浩则认为是代地封君之相,其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如果是代王嘉之相,按照赵国官职及其他兵器刻铭,则应称相邦或守相;第二、赵国相邦、守相所监造的兵器铭文在“相邦”、“守相”之前均无国名或国都名,只有地方县令所监造的兵器铭文才在“令”之前冠以地名。铍铭在“相”前冠以地名“代”,与县令所监造的兵器铭文格式相同,而与相邦、守相所监造的兵器铭文格式有别。第三、代君的相职叫“相”,铍铭“代相”与《赵世家》所记代君之相称谓相同。根据这三点,铍铭“代相”指代君之相的可能要比指代王嘉之相的可能性大。后来董珊又详细论证此问题,论定“代相”即代君之相,是可信的意见。

  战国时代三晋铜器,尤其是兵器的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系统,监造-主造-制作层级明显,铸造及保存的场地有上库、下库、左库、右库等的不同,同时还有中央铸造系统地方铸造系统之别。赵国的中央体系,监造者有相邦、守相、邦司寇、邦府大夫和得工啬夫等,相邦、守相管理左、右库,邦司寇管理的是工库和下库,邦府大夫管上库,得工啬夫负责得工。相互之间职掌分明,并不相混,体现了此体系之严格。地方系统则是由某令监造,某库工师主造、冶铸造,府库也有上下左右之分。苏辉认为赵国设置多个府库,设置不同职官分管不同的府库,既是由于生产数量的需要,同时也有政治平衡方面的考虑。兵器铭文中体现出来各库之间互不干涉,在制度上保证了可以达到彼此牵制而最终控制权归于国君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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